有这些前驱症状的青少年要注意啦，它们可是双相障碍的预测因子！
本文旨在评估处于双相障碍家族风险中的青少年新发双相障碍的症状预测。
6-18岁、父母患有双相Ⅰ或Ⅱ型障碍的青少年359例，对照组青少年220例。基线处，父母患有双相障碍的青少年中，8.4%具有双相谱系障碍。8年中，获得了14.7%（44/299）青少年出现新发双相障碍的随访数据（其中15例具有双相I或II型障碍）。评估因素作为新发双相障碍的预测因子（包括基线处和最后一次接触或谈话后的因素）。
样本特征
家长：相对于对照组家长，具有双相障碍的家长组基线处结婚的可能性较小（P＜0.05），且所有DSM-IV障碍比率较高（P＜0.001）。后代具有双相的双相家长发病年龄低（P=0.006），社会经济地位低（P=0.04）。后代无双相的双相家长无明显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和共病特征差异。单亲家长抑郁具有组间差异（P=0.02），且后代无双相的双相单亲家长抑郁比例很高。
后代：所有青少年（包括33例双相青少年、326例处于风险中的青少年、220例对照组青少年）基线处的平均年龄为11.7岁（SD=3.5），最后一次访问的平均年龄为19.6岁（SD=4.5）；48%为男孩，平均Hollingshead社会经济地位分数为35.1(SD=13.6)（中产阶级）。95%以上的青少年( N=553)至少有一次可用的随访数据，随访平均持续时间8.3年（SD=2.4），后续评估平均次数为3.6次(SD=1.2,median=4, range=1-6)。后代失去随访联系的状况无组间差异。与处于风险中的后代和对照组后代相比，双相后代的母亲更年轻（P＜0.005），且与生父母住在一起的可能性更小（P＜0.05）。除33例在基线处患有双相障碍的后代外，44例处于风险中的后代在随访期间出现了新发双相障碍。转相平均年龄为14.8岁（SD=4.0）。
基线风险因素
相对于对照组，双相后代基线处的所有因素分数都较高（大部分P值小于0.001）（见图1）。除了睡眠问题，有风险的后代其他因素的分数都显著更高（根据抑郁评定量表）；调整双亲非双相精神病理学因素后，大多数联系仍很显著。
风险后代新发双相障碍的基线预测因子
299例风险后代具有可用随访数据，其中，44例在大约平均8年的时间新发双相障碍（15例具有双相Ⅰ或Ⅱ型障碍）。转相为双相障碍（不管是不是亚型）会增加躁狂和抑郁症状，并降低总体功能。尽管未明确的双相障碍（NOS）青少年并不完全符合躁狂或轻躁狂发作标准，但84%的人群至少30天符合亚阈值躁狂标准，72%在一周中至少2天符合标准。
即使将分类诊断考虑在内后，内在症状、外在症状、情感不稳定也能够显著预测新发双相谱系障碍（见表2）。这些症状能够类似的预测双相Ⅰ或Ⅱ型障碍（不包括未明确的双相障碍青少年）（见表2）。将所有基线因素都纳入Cox回归分析时，家长报告的内在症状（x2=6.75,P=0.009）、儿童报告的情感不稳定（x2=4.00,P=0.05）都能够显著预测新发双相谱系障碍。抑郁症病史（x2=7.04,P=0.008）、双相障碍单亲家长（x2=5.49,P=0.02）、家长心境障碍发病年龄早（x2=8.42,P=0.004）也能够预测。
能够最好的解释家长报告的内在症状和双相发作之间关系的量表是儿童行为量表内在分量表。儿童报告的情感不稳定来源于三个儿童情感不稳定量表分量表（易怒、躁狂、焦虑/抑郁）；烦躁是最好的独立预测因子，焦虑/抑郁也是非常重要的个体预测因子。
风险后代新发双相障碍的近端预测因子
新发双相谱系障碍的近端预测因子类似于在基线处所观察到的。躁狂症状的出现，并不能在基线处显著预测，但却是转相强有力的近端预测因子（见表3）。将未明确的双相障碍确诊患者排除在外时，也具有类似的模式（见表3）。当所有因素都纳入惩罚（套索）Logistic回归时，即使将明确诊断考虑在内，儿童报告的上升的情感不稳定(x2=3.85,p=0.05)和躁狂评定量表分数也能成为下次访问时转相的显著预测因子。终身诊断焦虑症（x2=5.35,P=0.02）和父母心境障碍发病年龄早(x2=5.96,p=0.01)也是重要的预测因子。
三个情感不稳子量表中，易怒是新发双相谱系障碍最重要的近端预测因子。躁狂评定量表中的很多条目是双相发作的重要近端预测因子。表内最重要的独立预测因子是易怒、多动、注意力分散；兴高采烈在组合模型中并不重要，但却是新发双相谱系障碍非常重要的个体预测因子(p＜0.001)。
转相前的因素轨迹
显著的独立基线预测因子轨迹（家长报告的内在症状和儿童报告的情感不稳）表明，整个随访过程，组间差异显著（见图2A、2B）。相比之下，在将会有新发双相谱系障碍的青少年中，躁狂量表分数随着时间增加（见图2C），这与躁狂症状是转相的近端预测因子一致。
路径分析
心境不稳能够预测阈下躁狂症状和轻躁狂的发展，据此我们做出假设：基线儿童报告情感不稳将会导致近端访问时躁狂量表评分更高。该模型与我们的假设一致：所有的测试路径都非常显著（大部分P值小于0.001）。能够单独预测上述模型的协变量中（家长心境障碍发作年龄、单亲家长双相障碍、基线抑郁症病史、终身焦虑症），仅家长心境障碍发作年龄早对结果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见图3）。在路径模型中，基线处的抑郁障碍史和终身焦虑症不是新发双相谱系障碍的重要预测因子。
为评估该结果的临床意义，根据独立的结果预测因子，我们使用了基础概率回归模型计算新发双相谱系障碍的风险预测。结果发现，情感不稳、焦虑/抑郁、躁狂症状水平较低的参与者，以及那些家长心境障碍发病年龄晚的参与者，其在整个随访过程中，其预测的转相风险仅为2%。相反，这些症状具有高水平的参与者以及那些父母心境障碍发病年龄早的参与者，在整个后续障碍发作期间，其转相的预测风险高达49%（风险高出24倍）。使用家长心境障碍发病年龄作为二分变量分析显示，以18岁为界限，父母早发也具有类似的结果（见图4）。
在风险后代样本中，新发双相谱系障碍最重要的预测因子是焦虑/抑郁症状（基线处）、情感不稳定（基线处和近端）、阈下躁狂症状（近端）。与先前的研究一致，我们也发现，家长心境障碍发病年龄早（比如18岁之前发作）增加了后代新发双相障碍的风险。具有所有这些风险因素的个体，其预测风险是无风险个体的24倍。轨迹和路径分析表明，焦虑/抑郁和情感不稳是新发双相障碍的初步预测因子，会增加具有转相风险人群的转相风险。根据近端访问增加的躁狂症状，基线处的情感不稳预测了部分新发双相谱系障碍。
情感不稳是新发双相谱系障碍的重要预测因子，但临床医生并不会对该症状进行定期评估。本研究及先前的研究中，我们使用了儿童情感不稳量表（家长和儿童报道版本）来评估该维度，其因素包含三个症状分类：抑郁/焦虑、易怒、阈下躁狂。这种免费可用的自我报告可用于筛选家长患有双相障碍的风险后代。
单从评估来说，焦虑/抑郁、情感不稳可以提高临床怀疑：处于风险中的青少年将来有可能会发展为双相谱系障碍，尤其是那些家长心境障碍发作年龄较早的青少年。持续的情感不稳和躁狂症状的出现会在接下来的几年显著增加转相的风险。临床上，这种更确定的前驱症状可以使部分青少年从早期药理干预和心理干预中受益。从研究角度来看，“超高危”人群的定义可能会推动生物标志物的识别及早期干预评价。
Hafeman D M, Merranko J, Axelson D, et al. Toward the definition of a bipolar prodrome: dimensional predictors of bipolar spectrum disorders in at-risk youths[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6.
大话精神编译，转载请注明出处。投稿请联系：dahuajingshen@126.com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公众号